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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自然法学家趋向于把自然法与罗马法的实质等同起来。

[32]此方家之言，亦为至理。宪法的文本和结构都是富有深意的……。

[25] 中程雪阳：《没有司法审查，宪法如何运作》——与荷兰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席德兰格对谈》，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4，第十卷，第332页。国体能否修改昭示了制宪权与修宪权、修宪权与释宪权之临界点。他认为修宪权没有修改宪法之根本规范的权限，从而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日本国宪法之间的连续性提出质疑。[14] 【美】埃德温.米斯三世：《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在联邦主义者学会上的讲演》，载【美】斯蒂芬.卡拉布雷西编：《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廿五年的争论》，李松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9-30页。倘若国体可以修改，政权岂非置于股掌之中，翻云覆雨间就可达成，实际上的国体变更是诉诸战争或者革命才可完成的。

不看其文字真有可能推断法律的精神吗？[②]宪法和法律的精神须诉诸于文字。日本宪法名宿美浓部达吉坚决主张根本规范不得修改，在宪制上割断战后政体与明治皇统之间的联系。排他性是指一个人要么是永久性居民，要么不是，要么处在由第24条操作性条款所划定的边界内，要么处在边界外，两者必居其一。

在此基础上，终审法院判定第3号条例规定居于内地的特区永久性居民，要先持有单程证才可享有宪法赋予的居留权，这点是违宪的，同时区别对待了居留权证明书，居权证计划的目的在于核实声称人身份，所以是符合宪法。事实上，入境权是居留权之要素，如没有居留权和入境权，申请人便难以享有其他获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选举权和参选权。在此意义上，基本法内的变与不变对应着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偏废任何一方面都将造成基本法解释的偏差。经过一场残酷的内战，胜利的北方才根据胜王败寇的逻辑强制南方脱离各州通过第十四修正案，解决了谁是我们的问题。

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以及居留权是一种稀缺资源，第24条的操作性条款也是对该资源的配置，这种立法层面的配置不妨认为是初次分配。在此功能分区的视野内，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学说分歧一定程度上是关公战秦琼：香港终审法院咬定第24条为人权条款，所依据的是作为授权性条款的第24条第3款。

永久性居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与居留权作为一种权利，两者是连带在一起的。在吴嘉玲类型中，《入境条例》所要求的居港权证明书和单程证，显然构成了对在香港入境的一种实质性限制。具体地说，居留权的限制，主要是单程证的配额分配，必须要平衡家庭团聚和社会秩序之间的价值。在法院对入境管制措施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其所审查的并不是居留权是否受到不适当的限制，而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是否受到不适当的限定。

从文本结构看，本款与第26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着一致的逻辑：主语都是永久性居民，都是在这一特定的主体范围内授予某种基于身份特征的专属权利。(52)《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1999年5月20日。因此，连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一并考虑后，可见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目的是赋予被界定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人士居留权。所争议的问题在于吴嘉玲姐妹对其居留权的行使方式。

居留权在香港回归、基本法实施后之所以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原因在于一国两制的创造性宪政格局以及五十年不变背后隐藏的宪制革命。但正如前述，这种连带性并不是无法分清的鸡在先，还是蛋在先，身份和权利此处有着清楚的因果关系：一个人不是因为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而成为永久性居民，而是因为永久性居民才享有居留权。

(53)参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根据香港终审法院的意见，第24条第2款第1项在文字含义上没有任何歧义，其意思是指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或之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转基因作物还需要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可靠科学运动（sound science movement）的一个关键工具，就是管制同行评审。[38]借此，他们可以不再理会新出现的研究成果，而且他们也可以为了做出一个决定而暂停就无法解决的科学争议的争论。[17] 蒋高明、虞晓凡：《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绿叶》2013年第12期。[3] 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参见赵鹏：《政府对科技风险的预防职责与决策》，《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但是为了防止代议机构或行政机关违背人民的意志，代议机构或行政机关的意见表达要受到法治的约束。

这至少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为防止民意的反复无常，民众的价值表达应转化为法律规范价值，即应通过立法明确是否接受某种风险或接受何种风险。如果构成利益冲突，原则上该专家不应获聘参与同行评审。

科学理性 一、引言：转基因安全评价争议中法学视角的缺场 2015年1月，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再次获得由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笔者曾于去年6月向农业部申请三个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评审意见，但受到的答复是相关资料已在网上公开。

在受到评审专家的利益关联报告之后，行政机关要判断评审专家与咨询事项存在的利益关联是否构成利益冲突。为避免此种认知分歧演变为纯粹的意气之争，需要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寻求解决之道。

同行评审是研究科学领域一个广为接受的规范，典型适用于科学论文的发表和财政资助。[17] 3．异议机制的欠缺 《管理条例》和《评价办法》都只是确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来负责具体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不仅反转派人士不断质疑农业部发放安全评价证书的正当性，组织了相当规模的抗议活动。[12] 参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17条之规定。

如果以这些缺陷和不足为据否定管制决定的效力，则会造成科学标准的滥用。如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中，不同等级的风险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具有不同的规范效力？（2）行政机关负有对风险分配进行谨慎权衡和解释义务。

这主要包括：①专业上的无可替代。5.安全评价结论的拘束力不明确 尽管安全评价是转基因安全管理的核心，但是其对于其他管理过程究竟具有怎样的拘束力，立法并未予以明确。

在科学领域，确保科学信息可靠性的主要手段是同行评审（peer review）。（4）为争议双方提供弹药（ammunition），激化潜在的争议。

因此，在管制同行评审中，评审专家应当将他们的审查局限于科学决定，尽可能避免就政策问题发表意见。（2）研究科学知识与管制决定之间的逻辑关联，即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能否充分证成行政机关管制决定的正当性？行政机关管制决定的作出，除了参考相关领域的科学知识外，是否还掺杂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因素？ （二）安全管理中的政策维度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不仅仅包括安全评价，还包括以安全评价为基础的决策和管理。[42]（2）评审专家通常只会指出管制决定所依赖的科学数据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包括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但评审专家本身并不具备充分的时间、资源来展开同类研究，因此管制同行评审的作用，通常是解构性的，而非建构性的。[40]再次，FOIA认识到了介入行政机关内部决定作出过程的危险，免于决定作出前的审议过程材料的公开。

在这种管制活动中，同行评审至少具备如下几方面的功能：（1）确立行政机关做出管制决定所依赖的科学知识的可信度，即其所依赖的科学信息在相关专业领域是否真实可信，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是否遵守了相关学科公认的基本规律，符合相关领域的基本共识，研究结论是否值得信赖。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存在利益冲突的专家在专业方面的价值超越了其所涉经济联系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的危害。[11] 取得安全证书，并不表明该转基因生物能立刻进入市场。

（2）管制同行评审所针对的问题，对于政策应当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应当避免由评审专家来做出实际的政策建议。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